2002年11月18日，在孙岩同志家里，围绕她本人的经历和她对我国幼教事业发展的一些看法，我对她进行了一次专门访问。现将访淡内容详述如下：

皮军功(以下简称“皮”)：幼儿教育是您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请问您当初是怎么跨入这一行的?并请您谈谈对这个事业的认识。

孙岩(以下简称”孙”l：我194-0年从延安马列学院毕业，直到1949年进北京，一直都在各地流转，也没有从事幼教这一行。1949年进北京之后，争取去了中央军委保育院，在那里干了6年．后来在北京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学习，1957年到1958年任了一年多的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校长，[958年之后当了一段时间的中学校长，干了几年北京市的中教行政，“文革”中停止工作，1978年4月离开北京市教育局任教育部普教司幼教特教处处长，抓全国的幼教特教工作，1983年离休，离休后我还一直参与全国幼教研究会的工作。我把幼．儿教育当作我一生的事业来看待，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重要的事业。现在，我老了，但我还是关心它，能去看看的尽量去看看。

我一直爱做这个工作，是出于两个考虑。第一，婴让家长带孩子是不成的，得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延安的时候，看到女同志带着孩子没办法工作好．我就对此有了一些认识。当时有种说法叫“托／L所加食堂等于社会主义”。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当时有很多小孩子当报童，我就教过他们。1946年到香港《群众周刊》工作，当时东江纵队被打散，很多人跑到香港，女同志还带着孩子，她们的困难深深地刺痛了我。1949年进北京后，我就去找康克清大姐，请她帮忙让我到保育院去，结果就去成了，从此跨人这个行业。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得到全面解放，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就更加要摆到事业的高度来抓。第二，一定要教育好孩子，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既然家长无暇顾及孩子，也教不好孩子，国家和社会就得设立机构，把教育孩子当作事业来抓。教育托儿所、幼儿园的孩子是为人一生的发展打基础的。我为我能够这么久地从事这个工作而感到自豪。

皮：在职的时候，您主要从事幼教行政工作，请您就这个领域谈谈认识。

孙：在中央军委保育院的六年，尽管干的是行政，但因为是在基层，与老师和孩子直接接触，加上这6年是新旧交替、城乡结合、军队和地方交融的时期，非常复杂，由此我便积累了许多关于幼儿教育实践的经验、也对这项国家事业有了深一步的认识。这些经验和认识对于我后来从事全国幼儿教育的行政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在1972年等待“平反”的时候，我就写信到教育部，说想到那里工作，当时北京市教育局不放．说给北京市幼教处处长当，我说我想了解全国的情况。1978年去成了教育部。刚到删L的时候，几乎什么资料也找不到，幸好赶上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发现了几个搞幼教的，于是找他们座淡。我记得，山东莱州来的一位公社大队的同志谈了农村孩子因没人管放火烧了草垛的事情；广东番禺来的一位同志谈了农村妇女在胸前吊着孩子插秧的事；西安保育院的一位同志谈他们不久就要搞40周年院庆；上海的赵赫谈她的幼儿园工作经验。这次座谈使我了解了一些全局性的情况。后来便是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1979年，我们以多个省市为基础搞出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接下来便动手摘《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先找北京、天津、上海、四川、辽宁这5个地方，要他们先拿出初步想法；而后广泛征求意见；1980年又在大连开全国性的会议，统一框架，协调内容，来的有政府于部，中国教科院、省一级教科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幼师学校的校长和专业老师，幼儿园的业务园长和老师，共100多人，面上涉及20多个省市；后来又经过了一些讨论和修订，前后花了3年时间，可以说是“三上三下”。发了这个《纲要》后，我们又接着搞幼儿园教材，先要上海市搞，其过程也是经过多方讨论，多轮审订，最后于1983年全部出齐。

所说的这些，已成为历史，因而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当时的《条例》、《纲要》以及教材，是适应当时的发展需要弄出来的，在当时那种恢复、整顿的时期，需要各方面的规范。要说对幼教行政工作的认识，我想谈四点看法。一是要明确它的重要性。行政是带动工作的，在全局上，工作的面貌如何是受行政决策、行政实施和行政督导决定的。二是要多做调查研究，掌握情况。不掌握情况，行政决策就没有依据。三是要做全面了解。中国这么大，特别是有那么大的农村地区，各地的经济、文化情况不一样，各地的老师、孩子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做全面了解，行政决策就会不适宜，也推行不了。四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光靠行政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因为你知道的并不多，要团结搞研究的、搞实践的，否则，行政决策就会有失科学。

皮：全国幼教研究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您多年来参与和主持其工作，请您谈谈它的意义和它这么多年的发展情况。

孙：全国幼教研究会是1979年11月成立的，当时是中国教育学会下面的二级学会，全称为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简称全国幼教研究会，1992年批准成为国家一级学会，称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倡议、发起和组织这个研究会的是北京的梁志燊，天津的张小清、李石君，上海的左淑东，南京的唐淑，山东的徐秀源，重庆的俞锡玑，成都的鲍茂如．西安的林绮霞等同志。我担任了其第一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第二、三届的理事长，从第四届至今，任其名誉理事长。刚开始我是奉命参加进去的。既然参加了就要多注意，慢慢地在工作过程中感到对行政的事情有帮助就积极起来了。根据我的经验，研究会对行政工作的帮助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一是帮助行政人员掌握科研知识、了解幼教实践和理论，弥补其专业的不足；二是作为行政的助手，可以完成和补充幼教的工作，弥补幼教人手的不足，使整个幼教工作有层次地开展。我一直认为，行政工作、专职科研工作、群众性科研工作是缺一不可的三个方面，它们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事业进步。

这些年，全国幼教研究会在不断发展，特别是1992年批准成为国家一级学会后，更是迎来了它的崭新发展阶段，其组织得到不断完善，队伍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学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可以说，全国幼教研究会在带领广大幼教工作者破除科研的神秘，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科研方面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同时，他们的研究也非常深入、具体而实在，研究的水平也较高，无论是对学科理论建设还是对实践都具有重大价值，有力地促进了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皮：应该说，与以往相比，当前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更加蓬勃，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请您就接下来如何抓好幼儿教育工作谈谈自己的看法。

孙：对这个问题我恐怕难以具体而全面地谈清楚，只谈几点粗浅认识吧。首先，还是一种“古老”的意见——政府和社会对幼儿教育的认识要进一步加强，整个教育部门对幼儿教育要加强研究，对其重要性和科学性要进一步明确。其次，事情得有人管。当前幼儿教育的确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幼儿教育中来，如何去引导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学术的国际交流加强了，国外的新经验和理论引进了不少，如何学习和实践它们?新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颁布了，如何把它深入具体扎实地贯彻下去?3岁前儿童的教育在幼儿园大面积地开展起来，如何指导幼儿园科学地开展这一块工作?小学的新的课程改革已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必定对幼儿教育带来新的影响，那么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理顺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关系?等等。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不能任其自流，是研究工作者，你就得对它们加强研究，是行政工作者，你就得对它们加强管理；我们自己弄不明白的，就得去请教别的学科、别的人。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我相信总会理清解决问题的思路的。此外，要历史地、全面而现实地看待问题，并学会辩证融合地处理问题。我国的幼儿教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因而便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在注重运用现代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我国是个大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广大农村地区和不少的落后地区的幼儿教育的情况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幼儿教育的情况就不一样，在注重推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幼教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得加强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幼教的研究，找到切实可行的促进农村和落后地区幼教发展的办法。

因时间关系，我对孙岩同志的访问没有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文字是有限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也是有限的。仅凭这篇访谈记录是无法展现我心灵深处所理解的孙岩同志的，更不可能完整展现实在的孙岩同志。好在我写这篇东西的目的并不在此。我写这篇东西的目的是在于：我要引领广大的读者、全国广大的幼教同行再一次受到孙岩同志——这位令人尊敬的“幼教老太太”的感动。我相信，我达到了这个目的。

附材料1：孙岩同志简历与重要教育活动

1919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7月肄业于开封北仓女中高中部。

1937年10月参加入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牟5月毕业于延安马列学院。

1940年~1943年，任中央出版发行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职员。

1943年3月~1945年12月，任米脂女校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其间，1944年秋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文教会议获乙等奖。

1945年12月~1949年9月，任重庆《新华日报》、上海《群众周刊》、香港《群众周刊》职员、编辑。

1949年9月~1955年8月，先后任中央军委保育院政治协理员、保教科长、副院长。其间，1954年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京津两市幼教经验交流大会”并发言：《组织一切力量为孩子创制玩具》，会后其发言稿被编入经验交流文集。

195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1957年8月~1978年4月，先后在北京幼儿师范学校任校长1年多，在北京实验中学(后恢复原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校长、总书记4年多，1964年任北京帝教育局中教处处长，文革中停止工作，1978年4月离开北京市教育局。

1978年4月任教育部普教司幼教特教处处长，1983年12月离休，离休后继续参与各种教育活动至今。其间，1978年—1983年秋，组织制定《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幼儿园教材》(教师用书)7种9册；1979年11月至今，任全国幼教研究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三届理事长，从第四届开始任名誉理事长，一直负责主持和参与其重大活动；1988年国家教委批准全国幼教研究会加入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成立世界学前教育组织中国委员会后，任主席、名誉主席至今；1979年，随全国妇联代表团访问朝鲜；1981年，以教育部官员身份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国际学前教育协商会议”，在会上发言：《中国幼儿教育状况》；1983年，随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缅甸；1986年，组织筹办全国幼教研究会会刊《学前教育研究》(全国幼教研究会与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合办)，于1987年正式出刊，任其主编、社长至今，每年组织召开一次编委会；1988年8月，到香港参加“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分组会上发言：《中国婴幼儿教育的发展与展望》；1991年，和孙爱月一起负责准备并参加11月在宁波召开的“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教育思想研讨会”；1992年，负责与沈芝莲合作筹备并于10月在河北沧州召开“农村幼儿教育研讨会”；1993年1月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 “托儿所教育工作研讨会”，并积极促进《上海托幼》的举办；1994年，组织举办中国历届“好孩子杯”幼儿家庭游戏征文，6月到乌鲁木齐参加“市场经济与幼教改革研讨会”，发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幼教改革的问题》；1995年，5月出席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召开的 “中国儿童学发展研讨会”，8月到青岛参加基教司召开的 “企业办园研讨会”；1996年，3月到上海参加“全国教育信息网学前教育信息网成立与工作会议”并讲话，9月到上海参加华东师大与台湾联合召开的“海峡两岸婴儿人格建构研讨会”，11月到南京参加“科学教育研讨会”并致开幕词，12月到深圳参加深圳华侨城国际幼教中心召开的 “全国幼儿园英语教育研讨会”并讲话；1997年，到广东顺德参加“全国幼儿双语教育研讨会”；1998年，到深圳参加中国科学管理学会民办专业委员会召开的 “全国民办幼儿园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发言：《民办幼儿园是社会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年写成《谁是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任院长?》；1999年，撰写《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回顾全国幼教研究会的20年)，同时写成《我们的足迹》(全国幼教研究会的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附材料2用、岩同志近20年所获奖励

1989年3月，国家教委授予“老有所为精英奖”。

1989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0年6月，中国福利会授予第五届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

1991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奖”。

1997年，民政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授予“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

1999年和2001年，教育部授予“教育部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0年，获“(第二届)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