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荷兰的外教，把她户外运动时离开孩子去喝咖啡的习惯，带到了宋庆龄幼儿园，招来其他几位外教效仿。显然，这不符合我们的管理要求，于是我们开始了谈判。我们提出，孩子的安全是头等大事，户外运动是最易发生意外伤害的时段，所以，带班教师必须在现场。而他们则认为，户外活动孩子们最不需要约束，教师不应有任何千预，离开也是可以的，而且合同中没有要求必须全程跟随孩子，去休息室喝咖啡是自己的选择权利，园方理应尊重。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僵持不下。最后，为了缓解紧张关系，也让国际部的管理与教学能正常进行，我们在坚持基本立场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外教的利益，同意将他竹评时半小时午餐时间延长至一小时，让他们有喝咖啡的时间。外教们也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接受了我们的提议。

在类似冲突事件中，我们发现，“合同”是外教口中频频出现的一个词汇。比如，我们认为，教师应该定期进行教学展览和向家长开放半日活动，但外教却表示她们没有这样的义务。再如，我们认为教师对整个学校负有责任，学校有事需要教师留下开会或加班时，教师理应服从；而外教则强调，她们的职责仅是对班级负责，至于学校中的事情是校方自己的事，与教师无关，下班后是她们个人的生活时间，校方无权随意增加教师的工作时间与内容。他拒绝与反驳的理由无一例外地强调园方与她们所签合同的内容中并无此要求和规定。

对于外教这种老拿合同说事的做法，开始我们很不习惯，也不理解。这些事情都是很明白、很清楚的，有什么必要写入合同呢?在与外教一次次的交流、磨合中，我们逐渐体会到也认识到了合同的份量及遵守合同规则的意义，逐步学会了从不重视到重视，再到运用合同进行管理。

讲理治更要讲法治。尽管我们传统突出情理的管治方式较之西方强调硬性制度的管理方式要灵活，有时也更符合实际的情形，但这种依据情理的管理缺乏规范，缺乏统一标准，经常会导致组织管理较为主观、随意，工作缺乏效率，而且简单的事情还常常变得复杂。同时，组织中的人行为被动，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显然，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很不适应。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现代学校的管理是以法治为特征的。在学校管理中，一方面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传统管理中灵活、讲求实际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的思想与方法，使我们的管理有理也有法，理法兼顾。合同文本是学校依法治校的基本方式和依据，管理者应自觉以合同为依据，按规则办事。

将潜规则变为显规则。我们习惯的管理是有主观随意的一面，但许多时候，我们实际是有规则的。这里的规则既包括有形的规章制度，也包括了约定俗成、看不见的无形规则，即潜规则。但运用于国际部的管理中，显然不仅无法得到外教的认同，且还可能因为彼此对一些教师工作职责的歧见而引发摩擦与冲突，从而降低管理效能，不利于学校教育的有序运作。有了这方面的认识与教训，我们再与外教签订工作合同时，就尽量将我们为教师的职责、义务与日常教育中应知应做的事明确地列入合同中；所有外教的权利、责任、义务都化为具体行为标准(规则)，也作为条文性文件，一一规定下来。

粗规则化为细规则。在我们先与外教签下的工作合同中，除了该讲明的没讲明外，还有就是该讲细、讲具体的地方也往往过于笼统。几经磨合，我们知道了，与外教签下的合同内容必须具体可操作。因此，以后我们在与外教签工作合同时，既有对教师职责、义务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些要求又非常地具体、细致，为此还专门编制了一些手册，如《管理手册》《教师手册》《家长工作手册》。这样，外教在签合同后非常清楚：在接下来一年中，有什么职责?做哪些工作?该怎样做?与此相应，我们惜理中形成了一个校历制度，即一年未的时候，将下一年学校所有的工作日程安排，包括什么时候放假、开会、教研，一年多少天的工作日等，全清清楚楚地标在上面，提前一年交给外教。在下一年工作中，外教会自动照着去做。这现在也成为合同的一项内容。管理方式转变后，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管理中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每年年末时，我们会为订立下一年度的合同内容与工作计划忙一阵子，但过了这段时间，到下一年时，教师按计划各忙各的，整个教学有条不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