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做了身体检查，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可以再怀第二个宝宝。但我还在犹豫。”王芳说。王芳的儿子现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不错的小学上二年级。
“最让我纠结的是有可能赶上生育高峰，将来老二会赶上‘入园难’、‘入学难’，而且现在上个好学校都那么难，将来可能会更难。”王芳说。
王芳的担心不无道理。
“根据经验，计划生育在城市的管理一直比较严，因此，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在城市出现比较大的反弹。同时，城市又是人口密度最高、教育资源相对比较紧张的地区。所以，政府要早做预测。”近日，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政策研究课题结题会上，来自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郑名老师这样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打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无疑是离自己的生活最近的，政策指出，我国还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现在这个政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了，在2013年还剩下两三天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同时，京属媒体也纷纷报道，北京将从2014年3月1日起，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政策。
经过了30年，面对“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第一次松动，人们在释放内心愿望时明显有着某种克制，究其原因，不少人怀揣着这样一个疑问：政策放开了，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吗？幼儿园准备好了吗？我家的经济能力能支付双倍的教育费用吗？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参加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政策研究课题结题会的20多位主管幼教的基层官员和幼教专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政府的规划要有弹性
人们的这种疑虑是有缘由的。
2007年，16.1万“金猪宝宝”的出生猝不及防地把北京带入了一个生育高峰。之后的2008年17万“奥运宝宝”应声落地，之后几年的新生儿数量逐年增长，直到2012年“龙宝宝”的数量更是达到了22万。
这个生育高峰不仅出现在北京，我国人口专家指出，从2008年开始我国出现的第四个人口生育高峰期，将会持续十几年。
虽然专家预测了生育高峰的到来，但是整个社会却似乎没有为高峰做好准备。
如此激增的人口数量再加上外来人口，让北京市的幼儿园一下子不堪重负。
据统计：“金猪宝宝”之后的3年里，北京大概出生了46万新生儿，而2010年全市各类登记在册的幼儿园总数为1266所，只能接受22.6万适龄儿童。仅学位上的缺口就有一半，同时，幼儿园专任教师的缺口也是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入园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有些家长甚至说：“入托难，难于上大学。”在北京无论是公立园还是私立园招生季都大大提前了，有的甚至提前到了前一年的冬天。
为此，国务院于2010年11月出台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地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确定发展目标，规划建设项目，安排专门资金，尽快启动实施，以尽快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
政策颁布，难题确实进入了破解的阶段，不过人们还是在问：这个三年计划提前一些是不是更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撰文指出，“入园难”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老百姓关注的头等教育大事，而事实上，如果略微关注学前适龄儿童数的变化，政府部门及时根据这一变化，对幼儿园的建设早做打算，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缺口严重。
“政府的规划还要有弹性、要合理，不仅要考虑可能会出现的高峰，还要考虑到高峰过后的回落，”郑名说，“因为教育不能浪费。”
不可否认，“单独二孩”实施后，幼儿教育在中国教育序列中将首当其冲迎来大考。其承载能力和普惠程度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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