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可，34岁，安徽人，在北京工作10年，孩子5岁半，为上学问题发愁。
安可的女儿5岁半了，为了应付明年的“幼升小”，她把女儿转到了一家培训机构开办的学前班。
这是今年9月的事，安可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事。
安可和丈夫“漂”在北京已经10年了。年轻的时候，他们觉得户口就是一张纸，买房、买车什么都不耽误，有没有都一样。但是，从安可怀孕开始，那张纸就如同一张网，把他们缠得喘不过气来。
在女儿7个月大的时候，安可去小区里的幼儿园报名。拿过幼儿园传达室大爷递过来的登记本，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有的父母早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登记了，填的是预产期。
“户口在这儿吗？”大爷看安可摇头，颇为内行地告诉她，这附近七八个小区的孩子都盯着想上这个幼儿园，要么找关系，要么就赶紧找别的幼儿园。
那时候，安可只有29岁，对“母亲”这个角色的理解尚停留在让孩子吃饱穿暖的层次。显然，这是不称职的表现，安可开始研究片区、学区房，跟同事们讨论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
但是，每个话题都不轻松，每种方式背后都是数不尽的弯弯绕。如果说幼儿园阶段还能“将就”，那小学是万万不能的了。
安可买不起学区房，除了到时候托人找关系，只能让孩子“裸考”。而要考试，之前的各种才艺学习、知识储备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从女儿3岁开始，安可就给女儿报了钢琴班、舞蹈班、绘画班，再加上英语课，小姑娘周一到周五只有周四一天可以按时回家。她希望女儿能参加一些考试，拿到一些证书，将来好歹有些优势。
就在女儿上了学前班不久，北京就启动了高考改革，比如降低英语分值，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
不过，这个在媒体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消息，在安可那个QQ群里并没有太大反应。群里都是“随迁子女”的家长，很多人的孩子不是出国，就是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直到11月15日，这项政策有了“全国性”的表述，安可才开始正视变化的到来。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北京的上述变化是这样表述的：“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安可隐约觉得，等到女儿18岁时，回老家高考可能不会那么恐怖了。起码，她的同事是这么安慰她，“总比我们能好些”。安可的同事每天看着晚上10点才睡觉、周末去中科院做实验的闺女，愁得跟什么似的，“会做实验有什么用？我们老家的高三学生每天自习课都要上到晚上10点”。
安可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新闻，关注那些以前从来不看的晦涩文件。从“从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到“破解择校难题”，从“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到“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每一条都让安可喜忧参半。
在一个教育论坛里，已经有家长给出了“理性”分析：“校长教师交流轮岗，长期实行下去肯定会有好的效果，但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今年小升初‘坑班’消失，家长们选学校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难了。”
教育改革的拼图到底有多少块，等到女儿高考时能不能拼完整，安可完全没有概念，她能掌控的只有一条：拉着女儿的手跌跌撞撞地且行且看。
（记者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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