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兰考一民办收养所发生火灾，造成7名孩子死亡，当地政府事后列举出收养弃婴的“爱心妈妈”袁厉害三个不符合收养条件。目前，社会舆论对民政机关、当地政府和袁厉害均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但还有一个群体，绝不应当被谴责的声音所忽略：遗弃孩子的狠心父母——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近年来，见诸于媒体的弃婴事件正在增多。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狠心的父母，数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分院儿科护士长告诉记者，2012年，仅该医院就收治了18名弃婴——最近六七年以来，医院每年收治弃婴都在15—20名左右。徐汇区民政局救助站站长邵士元说：“上海儿科医院在徐汇的时候，救助站每年都要从医院接受约50名弃婴。”

　　令医护人员、救助人员感到愤慨的是，有些父母反复遗弃孩子：去年7月，18岁女孩刘某产子后将其抛弃，警方根据入院档案找到了她，但她和家人都拒绝抚养；在警方的反复劝说下，刘某领回了婴儿。但12月7日凌晨5时许，孩子又被遗弃在洞泾镇街头的一辆手推车里，被发现时双手和脸冻得通红，身上只有一张纸片称“交给好心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根据现行《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狠心的父母似乎很容易被法网“疏漏”。

派出所民警常常是弃婴的“第一接手人”，他们很无奈——找父母很难，惩戒更难

　　记者联系了多家公安派出所，民警均表示，替弃婴找回父母有很高的难度：“父母若是故意遗弃孩子，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线索。街面监控视频是唯一可靠手段。”

　　去年11月29日，东长治路912号公厕出现了一名弃婴。虹口警方成立专门调查组寻找孩子的父母：首先判断出案发时间是当天7时06分至7时24分，随后围绕事发现场周边社区，连夜走访了10个小区和30余家旅馆，最后锁定了暂住在东长治路某弄的44岁女子毛某。她承认凌晨5时在家产下一名女婴，2个小时以后将婴儿抛弃在公厕里。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救护婴儿的民警在手推车里发现一张纸条，纸上写有一个地址和联系电话。民警根据地址前往查访，但那里的居民对弃婴事件并不知情，反复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最终，民警找到了婴儿的生身母亲，她的居住地距离遗弃地点20公里开外。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警告诉记者：“寻访孩子父母的成本很高。按照流程，我们照顾孩子到天黑，最终会把他送到民政救助机构。”

　　即便找到弃婴的父母，民警也很少会对他们进行处罚，而是努力劝导父母重新认回孩子：“中国人讲究团圆。何况有些孩子还处于哺乳期，他们需要母亲在身边照顾。”

　　民警还告诉记者，父母是否构成遗弃罪，需要一番调查认定，而“情节是否恶劣”是认定的关键之一，“简单地说，如果父母遗弃导致小孩死亡或者重伤，我们才能按照遗弃罪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沈竹士

现行刑法将遗弃罪设定为“自诉案件”，检察官感慨——被遗弃的孩子需要一个原告

　　据记者多方了解，目前国内鲜有遗弃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因遗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以上海为例，近3年来检察机关仅办理了5起遗弃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上海市检察院研究室秦新承告诉记者，遗弃罪属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而这类案件均属于自诉案件，“自诉案件需要被害人自行搜集证据，到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可被遗弃的未成年人子女显然无法自行搜集证据提起诉讼。”

　　被遗弃的孩子被民政机关、福利机构收留之后，其监护权可被视为转移至这些单位手中，它们可以监护人身份代为提起诉讼。但是，追究遗弃人的法律责任仍然在司法上存在难题。《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秦新承解释，根据这一条款，情节是否恶劣是区分遗弃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然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缺少对“行为情节恶劣”的司法解释，而司法实务部门通常认为，只有因遗弃而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自杀结果的才属于遗弃罪中的“情节恶劣”。 本报记者 刘栋

弃儿多来自经济状况或人员结构不稳定家庭，法官呼吁——扶持机构干预“不稳定家庭”

　　记者从沪上部分区县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它们所审理的有关遗弃婴儿的案件中，弃儿大都来自“不稳定”家庭——有的是经济状况不稳定，如外来务工者、无业人员；有的则是人员结构不稳定，如吸毒人员、非婚家庭等。这样的“不稳定”家庭，抗风险能力很低，一旦遇到重大困难，无奈只能“舍弃”婴儿，婴儿成了“不稳定”的牺牲品。

　　松江区法院曾审理过一起遗弃罪案件。外地来沪打工的农民李某很早就结婚生子，但小夫妻俩经常发生矛盾。一次吵架后，妻子夺门而出，家中只剩下李某和儿子。情绪失控的李某，驾车将3岁的儿子带到浙江，将其遗弃在一个居民小区里，转身离去。回到住处，李某不知该如何向家人交代，谎称儿子外出走失，还去派出所报警。警察很快在浙江一家福利机构找回了李某的儿子，根据种种线索及证据，警方怀疑并最终证实是李某遗弃了儿子，遂立案，并由检方提起公诉。

　　更多的遗弃案件发生在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家庭。外地来沪务工人员吴某的妻子因患妊娠期疾病，在医院剖腹产下一名不足月女婴，需要到专业医院抢救，救治费用需要5万余元，且预后不容乐观。吴某无力支付费用，遂把女儿遗弃在杨浦区某道路绿化带内。警方接警后将女婴送至新华医院抢救，但孩子仍在次日死亡。

　　这些“舍弃”婴儿的父母在法庭上坦言：在上海这个社会救助体系相对完善的城市，孩子跟着我没有活路，但放在街头或许还能有救。浦东新区法院刑庭副庭长陆红源说，要有专业机构教育他们学会把控自身及家庭的“不稳定风险”，避免让无辜的孩子成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