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福建省政和县杨源乡茶林村，两岁多的女孩小灵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懂事的小姑娘已经会跟着大人到菜地帮忙。她的爸爸外出打工，妈妈在她８个月时离开了家。她2岁3个月，身高82厘米，体重10.5公斤，属于严重营养不良发育迟缓。郭铁流摄

一盒奶、一个卤蛋，2元5角；一个面包、一袋牛奶，3元9角……钱虽不多，但这样的营养加餐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面色红润起来，身体也健壮了不少。

不过，这些营养改善措施尚没有扭转这样的局面：我国儿童营养状况城乡差异明显，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营养问题突出，其中以留守儿童尤为严重。

记者从10月18至19日召开的第三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获悉，我国农村地区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约为城市儿童的3～4倍，贫困地区又为城市的6~8倍。仅2010年，6～12个月农村儿童贫血患病率就高达28.2%，20%的5岁以下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生长迟缓。

“人力资本的质量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到了成年后才试图补救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的不平等，那么不仅效果不如早期干预显著，而且成本更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此间表示，营养不良不仅仅是健康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两成农村儿童发育不良

“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有1600万，其中约有60%生活在农村。而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谋求生计，3岁农村儿童中有三分之一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大多集中在偏远的贫困地区。”全球健康与儿童发展咨询顾问杨一鸣话语中充满焦虑。

杨一鸣说，我国农村儿童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威胁，如糟糕的卫生、营养、养育水平。在6个月的农村婴儿中，超过三分之一患有贫血；2岁农村儿童中，高达21%的孩子发育不良。在杨一鸣看来，如何确保生命起点公平，是一个严峻挑战。

“很多时候，土豆和黄豆就是他们唯一的蔬菜。”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儿童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营养不良现象严重，缺铁性贫血发病率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儿童身高比城市儿童身高平均低4～5厘米，体重轻3.5～4.5公斤。与此同时，农村儿童维生素A缺乏是城市儿童的4.5倍。

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死亡。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显示，35%的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跟营养不良相关。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为20%左右。

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恶化，特别是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

2011年秋季学期，国务院决定在全国22个省(区、市)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99个县试点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2600万学生。初步测算，中央财政将每年为此补贴160亿元。

2012年10月15日，卫生部又宣布将在10省(区、市)集中连片困难地区的100个县发放免费营养包，近30万半岁至2岁贫困农村儿童受益。

但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田祖荫坦言：“‘营养改善计划’任重而道远。”

两成农村儿童发育不良

“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有1600万，其中约有60%生活在农村。而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谋求生计，3岁农村儿童中有三分之一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大多集中在偏远的贫困地区。”全球健康与儿童发展咨询顾问杨一鸣话语中充满焦虑。

杨一鸣说，我国农村儿童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威胁，如糟糕的卫生、营养、养育水平。在6个月的农村婴儿中，超过三分之一患有贫血；2岁农村儿童中，高达21%的孩子发育不良。在杨一鸣看来，如何确保生命起点公平，是一个严峻挑战。

“很多时候，土豆和黄豆就是他们唯一的蔬菜。”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儿童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营养不良现象严重，缺铁性贫血发病率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儿童身高比城市儿童身高平均低4～5厘米，体重轻3.5～4.5公斤。与此同时，农村儿童维生素A缺乏是城市儿童的4.5倍。

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死亡。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显示，35%的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跟营养不良相关。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为20%左右。

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恶化，特别是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

2011年秋季学期，国务院决定在全国22个省(区、市)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99个县试点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2600万学生。初步测算，中央财政将每年为此补贴160亿元。

2012年10月15日，卫生部又宣布将在10省(区、市)集中连片困难地区的100个县发放免费营养包，近30万半岁至2岁贫困农村儿童受益。

但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田祖荫坦言：“‘营养改善计划’任重而道远。”

断开的营养政策链条

田祖荫表示，在我国农村实施营养改善面临着庞大的群体。农村义务教育在校人数为1.3亿，相当于两个英国的人口规模，是名副其实的义务大国。加之，平原、山区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众多，学校食堂硬件不足都使情况更为复杂。

“第二个问题是补助标准比较低。”田祖荫说，中央财政按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只是定位在基本补助，带有扶贫款的性质，这样一个标准在少数地方可以解决吃饭和吃饱的问题，但在很多地方谈不上营养。

更令田祖荫感到担忧的是“安全隐患大”。从田间到餐桌，涉及到食材采购、交通运输、储存加工、分餐就餐等各方面工作，单靠学校很难做到有效控制。今年以来，中西部地区7个省已先后发生了10多起食品安全或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调研中发现，我国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营养政策链条存在断点。

“目前我国针对2～5岁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营养干预完全没有。”该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6岁以前的营养状况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但营养改善计划只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没有包含学龄前。

更令工作人员感到无奈的，大多数农村教育管理者、校长、教师和家长缺乏营养健康知识。他们在一些贫困县调研时看到，留守儿童多由祖父母或亲戚照顾，一些老人会将免费发放的牛奶鸡蛋，换成乳酸饮料给孩子喝，“他们认为鸡蛋是‘发物’，孩子吃多了不好！”

消除贫困从“预分配”开始

贫困，是造成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营养缺乏的主要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指出，我国目前仍然有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贫困发生率为13%。据推断，农村0～10岁之间的儿童，约有26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李实认为，应从多维角度看待儿童贫困，特别是将农民工子女营养和教育问题作为政府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看待儿童贫困问题，不能仅看以收入、消费为核心的绝对贫困标准，而是关注儿童发展条件的差距，包括教育、医疗、营养、社会救助和保护等各方面。”李实认为，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发展条件上的差别，带来了未来更大的就业和收入上的差异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异也很难被缩小。

李实指出，目前此种差异性体现在城乡、地区、性别、民族之间，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尤为突出。

“不应该仅仅看到收入的重新分配，我们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通过‘预分配’来实现公平，即注重培养人的技能和能力。”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更善于从人的生命周期研究“成本效益”。他认为，社会回报最大的投资是对生活在家庭养育环境不利的弱势儿童的投资，这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从根源消除贫困具有重大意义。

海克曼进一步解释，一个社会的表现取决于劳动者的能力和功能的发挥。如果这些能力低下，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对于农村贫困儿童而言，实施高质量的早期干预措施，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促进教育，减少犯罪，同时也能促进他们发展认知和技能，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

专家们认为，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我国现有的5000多万留守儿童在未来20年将陆续进入城市，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他们当前的营养、健康和教育状况将直接关系到其未来的身心素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

“投资于儿童，无论在经济增长还是道德层面上都势在必行。”海克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