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用市场化的力量实现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入园难,难过公务员门槛;入园贵,贵于大学收费”,已成大中城市的共同难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入园难、入园贵,大致由两个方面主要原因导致:一是以往我们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城市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或者是企业办社会,由国企大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企数量大量减少,并且随着“企业办社会”的剥离,企业、街道办的幼儿园也大量减少或改制,财政则开始向少数机关幼儿园倾斜,使托幼机构的公益性质渐行渐远、特权性质越来越重。
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以往在农村不上幼儿园的多数孩子,到了城市,不论从无人照看的角度,还是从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角度,也要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市场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矛盾的尖锐化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听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安排,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一定会带来供应的增加,但在我们这里,管制这只有形的手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僵化落后的审批式教育管理体制,使民间的教育力量无法自由生长,这是导致今日大中城市入园难的政策原因,也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这与一些地方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方式如出一辙。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从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看,幼儿教育是真正的起点教育,将它优先纳入政府义务,比将高中和大学纳入政府义务更迫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但是公益与公办是两码事。实现幼儿教育公益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采用教育券方式对幼儿进行补贴,甚至可以在教育经费和养育经费上对儿童进行直补。当下的审批式管理,虽然允许民间办幼儿园,但极高的门槛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的垄断和半垄断局面。主要表现在,对没有权力背景的新办学校,实行很高的门槛,师资必须多少,面积必须多少,毫无商量余地,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必须租用教育部门的教育设施。而对于一些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所谓民办名校及其分支机构,却往往可以在硬件、师资等条件上网开一面,导致一些所谓名校如鱼得水,一些新进入者寸步难行。
政府亲力亲为自办幼儿园,更不可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准备下大决心投入6千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个。但面对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杯水车薪。以此进度,要全部安排17万个孩子入学,至少需八年半,孩子可等不及啊!
用市场化的力量实现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甚至应该长期允许大量的家庭式私塾存在,以解“入园难、入园远、师资缺”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