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为了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北京市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举措，力图缓解这一重要的民生难题：增加公办园数量，允许举办小规模幼儿园，给予符合条件的“非法”幼儿园办学许可，让其转正……　

　　近期记者采访发现，在实际执行层面，这些原本用意很好的政策在客观上却提高了办园门槛，获得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而无法取得办学许可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则感叹：“这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却和我们没有关系。” 

　　“黑园”广受外来工欢迎 

　　西四环青塔桥的西南角，一座大厦的背面，掩映在一片小区民房里的是一栋三层小楼，7月中旬的一天，记者来到这里时，听到里面传来孩子的阵阵嬉戏声，这个名为青塔东里幼儿园的民办园在6月份刚被列入丰台区10家可以转正的民办幼儿园。　

　　这段时间，幼儿园的实际负责人耿珊每天都在为那张许可证而奔波，有的地方她已经跑了30趟。“等办下来，我一定把这张许可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个年轻的园长曾在大庆做音乐老师，为了追随在北京发展的丈夫，她来到了北京青塔附近。 

　　青塔地区是城乡接合部，外来流动人口较多。耿珊曾在此开设一个儿童艺术培训班，渐渐的，总有家长建议她办幼儿园，全天看管孩子，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去打工。耿珊和合伙人一商量，投了点资，直接将培训班改成了幼儿园，一下子就招来了200多个孩子，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 

　　虽然耿珊的幼儿园很受欢迎，但按照规定，她这样做已经超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她更不知道她租的房子是违建，这里的厨房卫生不达标、消防通道也不合格……于是，一拨拨接踵而来的执法人员把一张张封条贴了上去，不仅吓哭了一些孩子，耿珊也是整日提心吊胆。 

　　和之前的打工子弟学校类似，这些应刚性需求而诞生的“黑”幼儿园合情合理就是不合法。一处处的违规让政府执法人员不得不下了关园通知。虽然如此，无论是一些被关停的幼儿园负责人还是耿珊都承认，从政府管理角度看，严格执法是对的。 

　　丰台教委的一位官员耐心地对耿珊说，你租的地方是违建，如果掉下一块砖头砸死一个孩子，你可就要蹲大狱了。 

　　而就在今年年初，丰台一家“非法”幼儿园校车超载出了车祸，园长与一名5岁男孩当场死亡，家长索赔200万，现已人去园空。 

　　当时关园的时候，很多家长围着执法人员说：“你们说这是违建，那得找个不违建的地方，要不我们的孩子怎么办？”看到如此迫切的入园需求，丰台教委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耿珊，立刻想办法符合办园资格，一旦合格就给以确认，并颁发给她许可证。

转正亟需政府帮扶 

　　经过整改，幼儿园重新开园，原来的100多个孩子跟了过来，但也有不少家长放弃了，原因是幼儿园涨价了。原来每人每月收费460元，现在每人每月680元，费用里包含保育费和餐费。拿一个月的收支状况举例，现在每月收费共计16万余元，在支出方面，月房租6万元、餐费成本5万元、老师工资支出4万元、水电费1万元，基本上已经没有结余，而原来每月还能剩下1万来块钱。 

　　夏天到来，园里的孩子数量减少，耿珊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减少在岗老师。“现在不需要那么多老师，为了省点成本，我就要让一些老师先休息，给点基本生活费。” 

　　但有些老师万万不可少，按照规定，合法的民办幼儿园园长必须拥有北京户籍，且拥有从业资质，为此耿珊不得用高薪另聘一位符合条件的园长。 

　　耿珊也很无奈：“慢慢的总会有回报的。”她认为虽然现在经济压力比较大，但总体来看幼儿园的环境好了，孩子的安全得到更多的保障，风险大大减少了，对于幼儿园的管理者来说，孩子不出事儿比啥都强。“如果能得到政府的一些资金支持，也许现在的日子会宽裕点儿。” 

　　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丰台区自2010年底开展非法自办园整治工作，当时未经教育部门批准的“自办园”达243所，幼儿数量1.8万名，从业人员2000余人。为保障幼儿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丰台制定了“确认一批、整改一批、取缔一批”的整治目标。现已有16所自办园取得了办学许可证，第二批包括青塔东里幼儿园在内的10所幼儿园的审批手续正在办理当中，同时，对隐患突出的非法幼儿园进行坚决取缔，取缔或举办者自行关闭园所122所。 

　　无法获得办园许可却又很受欢迎的民办学前教育怎么办？ 

　　在新街口附近胡同里的四环游戏小组，是一家学前教育互助机构，由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建立，已经坚持了7年，深受家长欢迎。他们刚刚找到新的活动地点不到1年，迟迟无法取得合法资质，该小组志愿者、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杨希说：“政府的规定具有合理性，但与现在的实际状况存在一定距离。如果真的要把那么多不符合条件的民办园关了，政府又不施以援手，上不起幼儿园的孩子怎么办？” 

　　家长刘先生在农贸市场卖西红柿，现在他们每月交170元给四环游戏小组，其中150元用来交房租，20元用来购买必要的活动设备，他们需要做的是轮流来值班。“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这个活动小组肯定不符合条件，一旦符合条件，那么费用就要提高，我们负担不起。” 

　　虽然耿珊压力很大，但取得许可证是指日可待，可获得许可证基本无望的四环游戏小组志愿者们说得就更直接：“刚开始我们很兴奋，可仔细一研究，发现这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就是看上去很美。”虽然坚持了七年多的他们受到了附近外来务工人员家长的热烈欢迎，但要取得合法的许可证，那些规定的门槛显得就太高了。 

　　目前，北京市被关停的大部分“黑园”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取得办学资质，一大批农民工子女就这样被“荒着”。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政府不应该只想着出台规定管理，也得注重扶持服务才行。 

　　实际上，四环游戏小组的志愿者和家长也有很难回答的问题，这7年来，这里的孩子没有出现任何事故，可一旦出现事故，谁来负责呢？（记者 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