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幼儿园

2010年的教育新政明显倾向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的盛宴或将终结

文 | 本刊记者 孙欣 编辑 | 王琦

2010年，是民办幼儿园最忐忑的一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其中提出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包括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同时扶持规范的民办幼儿园，对城乡民办幼儿园给予多种形式的扶持和资助。

既然扶持，既然资助，还忐忑什么呢？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规范民办园的“扶持”显得模棱两可，如何“资助”？给谁资助？不清晰、很复杂。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在发展公办园上的确很“大力”，例如北京市教委表示，在2015年前，北京将建设和改造600所幼儿园，政府办园比例达到50%，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80%建设为公办园，而这必然使得民办园的空间受到挤压。

事实上，中国60%的幼儿园都是民办园，尤其在二三线城市以及乡镇农村，经常一个县级市仅有三四家公办幼儿园。从90年代中期后，伊顿、汇佳、红黄蓝、艾毅、21世纪，一批小有名气的民办幼儿园横空出世，遍布京城。以硬件设施好、教育有特色、价格高著称。

一些被采访者表示，民办园的盛宴已经结束，接下来能够生存的是有品牌知名度的幼儿园，但利润空间将大不如前。

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一些风险投资也一度看中了教育产业的稳定性，投资民办幼儿园。淡马锡与艾毅、Hagerty与红黄蓝，都是那时结缘。他们给这些民办园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以期最终实现上市。

不过，眼下暧昧的政策导向，已经影响了民办园的发展进程，有的不得不推迟上市计划。一些新政策让民办园做的“很郁闷”。艾毅幼儿园总裁许尚杰说，以前房地产商建设好楼盘之后，对小区内建设何种幼儿园拥有推荐权，而现在教育部正通过发放建设幼儿园的指标，来逐渐收回自主权。这显然大大增加了民办园“拿项目”的难度。

公办园的增加，势必吸引民办园的幼儿教师向公办园流动，因为公办园幼教不仅工资较高，福利好，还有职称评定、退休金。如何招到并留住人才，成了民办园发展的又一大瓶颈。事实上，近一年多来，民办园的人员稳定性已明显下滑。

而在广大的三线城市及以下地区，民办幼儿园的生存处境将更加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受限于人们消费水平，很难“提价”，导致盈利水平较低。河北沧州金思维幼儿园曾试图和合作伙伴一起开办高端园，但对方在仔细调研后，认为在沧州办高端园不赚钱，最终分道扬镳。

金思维的问题，正体现了三线城市学前教育的特性。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民办幼儿园的投资者往往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地方政府对民办园通常“只管不扶”，由于幼儿园属于“公益项目”，融资贷款也很难，导致其资金瓶颈凸显。“就像一个怪圈，资金少，收费低，老师工资就起不来，也就更留不住人。”金思维创始人杨宪章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幼儿园缺口最大的正是在这些地区。正规民办园的生存困境将无益于当地的早期教育。

眼下，巨大的生存压力已经让一部分民办幼儿园选择逃离。例如由新东方集团[6.99 1.60% 股吧]2006年创办的满天星幼儿园，如今已不再被总部看好，发展陷入停滞。新东方执行总裁陈向东说，除了政策因素，新东方当初进幼儿园产业也有些盲目，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找到适合的人，领导给予的支持也不够。

不过，仍有一批投资者孜孜不倦，期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占有一席之地。“艾毅的目标是2011年建18家幼儿园，2012年建48家，”许尚杰乐观地说，“但我们只进一、二线城市。”

红黄蓝儿童教育公司董事长史燕来也表示对未来仍有信心。“大浪淘沙，未来能发展的只有那些有品牌的民办幼儿园。”有业内人士表示，红黄蓝“品牌输出”的模式有一定示范性。即做好品牌和研发，在一、二线城市以直营为主，三线及以下城市以加盟为主。

［案例1］

红黄蓝：“贵族”的压力

作为民办幼儿园的领先者，红黄蓝对发展模式、营商环境的摸索，其实有很多吃不准的地方

红黄蓝幼儿园方庄园，是高价园里的中档，但学费已经能让大多数平民老百姓感到囊中羞涩——普通班3000多元一个月，国际班5000多元一个月。工作人员表情愉悦地告诉记者，2011年的入学名额已经报满了。

红黄蓝如今在北京共有11家幼儿园，在外地一些城市，也设有分园。很多人说，它们简直是吸金机器。但听了这话，红黄蓝儿童教育公司董事长史燕来只是一丝苦笑。

2010年，国家的新政策给了民办幼儿园投资者们沉重的一击。由于国家决心大力推动公办园的发展，民办园建园难的问题日趋明显。每次红黄蓝参与竞标时，总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公办园，中标难度加大，审批环节也更复杂。“假设我们预计每年开20个幼儿园，现在最多只能开一半。”至于上市时间已经一再推迟，“过两年再看吧。”她的话里多少有些无奈。

其实，红黄蓝从2003年开办第一家幼儿园至今，它的发展速度就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快。前四年，平均每年只开一家园。到2008、2009两年，已经引入两轮投资，财力雄厚的红黄蓝还出人意料地将刚推行不久的加盟业务暂停了8个月。做的时间越长，史燕来就认识得越清楚。“如果你首先考虑的是赚钱，幼儿园肯定做不好。”

1998年，史燕来进入了儿童早教(红黄蓝称其为亲子园)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并将红黄蓝做成了行业领先的早教品牌。“如果红黄蓝专心做亲子园会不会更好？”这个疑问，不仅同行有，连史燕来的创业伙伴也拿不准。

据说，当时为了做不做幼儿园，创业团队争论得很厉害。因为那意味着将前几年赚的利润都投进去，还不够，而且与亲子园相比，办幼儿园的利润低，投资大，回收期长。

但史燕来很坚持。她希望实现0-6岁的儿童教育的一体化，在她的规划里，将来幼儿园不仅能挣钱，还能与早教相互配合，达到协同作用。她算了笔账，投资一家亲子园大概需要50万—80万，净利润达30%多，回收期快的不到一年。而幼儿园投资是亲子园的10倍左右，大概为300万至600万之间，回报期大约两年，但一旦稳定后，经营难度比亲子园低，回报稳定。她最终说服了其他人。还鼓动30多位股东共同入资，筹得180万元。

现实比他们预想的要好。由于北京消费者对幼儿园需求旺盛、消费能力强，不到一年半，第一家红黄蓝幼儿园右安门园就收回了成本。

或许你就此以为，办幼儿园很简单，但事实绝非如此。在消费市场日趋成熟的一线城市，如果民办园做不出特色和品牌，则很难真正成功。因此，初战告捷的红黄蓝幼儿园并未放开四蹄，一路狂奔，史燕来选择了一条谨慎的道路，“必须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跑得更远。”

从2003年到2005年，红黄蓝一直在两个方向上下苦功。一是科研，红黄蓝的科研中心和一线园长、主任、老师组成团队，一起研究办学特色。二是努力获得教育部门的认可。史燕来提出每一个红黄蓝幼儿园必须达到一级一类园。“在国内做教育，如果不被教委认可，很难做大。”

记者参观了整个红黄蓝方庄幼儿园，其用心程度可圈可点：每层楼有不同的主题。在楼外的活动场地，还有养着鹅和兔子的小型动物园、种植角、三叉山洞等。

除了在硬件上的投资，红黄蓝还在课程设计上和公立园有所区别——以通用教材为主，兼有补充性的特色教程，经过研发将课程设计为6大项—身体运动发展、数学发展、艺术与创造力发展(纸工坊、泥工坊等)、个性社会性与情感发展、沟通表达发展以及认识和理解世界。

“民办园和公立园相比，最显著的优势还是对每个学生的重视和呵护。”史燕来要求幼儿园老师对孩子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并对幼儿园的卫生提出高要求，例如园内的沙池在闭园后必须盖上沙池布，防止猫狗跑进去，第二天7点才能打开。

红黄蓝还定期组织孩子们外出活动，写生、采摘或是去养老院慰问。而这在许多幼儿园，甚至是一些公办园，都不愿意做的事，因为这不仅耗费精力，还承担风险。

2008年9月，美国艾威基金投资红黄蓝，华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在投资者的帮助下，红黄蓝重新梳理了商业模式，确定了红黄蓝亲子园和红黄蓝幼儿园互动连锁发展的模式。他们发现，红黄蓝亲子园和幼儿园理念互通，课程也都是围绕6大领域做，品牌的空间利用率也有很多整合。例如幼儿园在周末开亲子班，亲子班平时做幼儿园的过渡课程。另外，在全国布局、管理系统上，也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但在是否发展加盟的问题上，投资者曾一度和史燕来发生分歧。投资者认为红黄蓝幼儿园不应该做加盟，而史燕来则认为，各地存在特殊性，红黄蓝无法直接到达，必须依靠当地加盟商才能办园。2008年，红黄蓝突然决定停止加盟业务长达8个月。而红黄蓝也借这8个月详细梳理了有关加盟的许多问题。大家意见一致后，红黄蓝的加盟业务才又继续推行。

2010年，国家一道有关幼儿园的中长期政策又给红黄蓝的发展平添了变数。“现在很多地方建幼儿园，第一考虑公办，第二才考虑民办。”史燕来说，而随着公办园的增加，民办园的“高价”也受到挑战。

“但民办园只有高价才能生存。因为它的成本比公办园高很多。”史燕来说。另一方面，民办园老师的稳定性已经一再下降。公办园可以提供稳定的薪酬、福利，以及职称评定。“我们靠设计更吸引人的薪酬体系、晋升通道甚至股权激励来留住老师，同时带领团队形成学习的气氛，用科研留人、发展留人。另外，我们也不断寻求政府的支持。”

最近，北京丰台区召开今年最大规模的教育工作会议，红黄蓝作为唯一的民办园代表参加了会议。“各区县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也开始关注优秀的民办幼儿园品牌，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史燕来说，她相信，未来生存不是问题。当然，他们也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努力获得政府的认可。

［案例2］

金思维三线园的压力

“现在大多数老师还是想去公办园。”公办园的老师不仅工资不低，还有职称评定，而且工作也相对稳定

在别人眼里，杨宪章这几年肯定是发大财了。金思维成了沧州最有名望的民办幼儿园。尤其位于市中心的老园，虽然价格在沧州属于中高端，但依旧生源爆满，很多家长需得找关系、批条子才能挤进来。由于做得好，杨宪章去年又在沧州投资了两所新园。

可谁能想到，背着人时，杨宪章就像另一个人。他会突然嚎啕大哭，会歇斯底里地大叫，会砸碎家里的各种东西，甚至把花盆里的土一股脑倒在床上。有时候，连他老婆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心理压力太大了，有时又不便向别人倾诉。”杨宪章说，做了民办幼儿园才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尤其在三线城市，更是“受气不挣钱”。他很羡慕一线城市的民办幼儿园，“创业环境好，有钱人多。”

河北沧州，中国一个普通的县级市，有680万人口，可公立幼儿园仅有4家。长期以来，鱼龙混杂的私立园“承包”了这里的学前教育。

“我总结了两句话，在一线城市越规范、做的时间越长越赚钱，能做到资本的增值；三线城市越不规范、做的时间越短越挣钱，规范的只能做到资产保值。”杨宪章喝了口酒，大声地说。席上，金思维的园长们都不做声，有人叹了口气。

在杨宪章的所见所闻里，沧州有两种幼儿园容易赚大钱。一是不规范的幼儿园，二是干了不到5年就转卖的幼儿园，因为这样避免了二次改造。“有一个人，干了4年幼儿园不干了，卖了800万。”杨宪章的话语间带着复杂的情绪。

很遗憾，杨宪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他对教育工作有种偏执的爱好，为此，他放弃了学校团支部书记的工作，甚至背着前妻卖了自家房子，又委托朋友担保贷款，才筹集了20多万元，在2003年建立了金思维幼儿园。但现实并未对他的热情格外照顾，他自嘲自己如今越来越像一个“教育志愿者”。

怕我们不信，杨宪章算了笔账。

按照他崇尚的国学思维，每个金思维幼儿园都设有两个园长，分别管后勤和业务。此外，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后勤部、保安、班车司机等一应俱全。每年人员开销就达二十几万。而规模最大的一家金思维幼儿园约有400个孩子，每人每月学费约600元，扣掉不出勤的退费，每年收入150多万。扣除成本后，每年一所园的利润大约五六十万。几年下来辛苦攒点钱，杨宪章又全投到了两所新幼儿园的建设上。“我现在烦恼的是，大家都觉得我很有钱，其实我根本没挣到多少钱。”

主要问题就出在价格上。杨宪章又搬出一笔账：沧州一个幼儿园老师的月工资大约2000元，而北京幼儿园老师的工资也在2000左右。但同等质量的幼儿园，沧州每月学费只有500元-700元左右，而北京则要两三千元甚至更高。如此一来，北京平均0.67个孩子养一个老师，而在沧州则要2.78个孩子养一个老师；北京平均每月只需要22个孩子的学费就能抵消房租费，但沧州需要32个孩子；北京47个孩子的学费就能抵消幼儿园所有员工的工资，而沧州需要138个孩子。显然，在北京办幼儿园的利润率远高于沧州。

“一线城市有钱人太多，幼儿园的功能已经发生异化，不仅仅是幼儿教育，还承担着消费功能。因此，建的越好，价格越高，越不愁生源。而在三线城市，就恰恰相反，有钱人就那么多。”杨宪章苦笑道。

据说杨宪章原本找了一家公司合作，希望自己买地，在沧州建一所高端幼儿园。但合作方经过考察，认为在沧州建高端园不赚钱，最终分道扬镳。

不如意的经济账并不会让杨宪章陷入那种歇斯底里的愤怒。让他真正恼火的，是赚钱不多却受气。他有些不好意思提到他的发泄，“让我痛苦的事很多，我已经不记得具体哪一件了。”他力图回避，但又渴望倾诉。

终究，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归结起来，压力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找钱难，二是和政府部门关系的处理，三是与社会上某些人群的纠纷，四是幼儿园经营上出现的种种问题。

资金问题，是杨宪章这种财力薄弱，又希望扩大经营规模的幼儿园投资者的最大困扰。最初建园就几乎花掉了杨宪章所有筹来的资金，直到3年后，金思维幼儿园才基本收回成本，而杨宪章的第一任妻子也由于难以忍受而提出离婚。

此后由于幼儿园属于公益性项目，贷款时不能作为抵押物，资金掣肘一直影响着金思维的发展。他连2010年在沧州建两所新幼儿园都捉襟见肘。由于四处找钱不得，杨宪章只能求助于家长，每人借款4万元，最终筹得借款200万元，而这50个孩子三年的学费餐费全免。

除了资金，还有很多难言的苦闷。

“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各基层部门人员吃饭、处关系。”杨宪章说，幼儿园的特殊性，导致它涉及的监管部门繁多，卫生、食品、消防、教育……无一不在挑战金思维的公关能力。

更麻烦的，还有同行的威逼挑衅。有时，杨宪章不得不做出妥协，答应威胁者的条件。“我不是没办法，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它违规了，以后一定会有恶果。”其余，便更多是幼儿园的内部问题。“我是老板，哪怕出了点小事，许多家长都会直接找我。而我无人可找，必须解决。”

如今，杨宪章的难题更多了。根据2010年中央关于幼儿园的新政策，仅沧州运河区一个区就要在未来3年新建20所公办幼儿园。金思维将面临更多公办园赤裸裸的不公平竞争。

“眼下最难的问题是如何留住有经验的幼儿教师。“一位园长插话，“现在大多数老师还是想去公办园。”公办园的老师不仅工资较高，还有职称评定，而且工作也相对稳定。

而一些公办园也开始施展招数，抢夺生源。例如与小学利益挂钩，招收学前班，吸引金思维等民办幼儿园的大班生源。在这些方面，杨宪章深感“以卵击石”。

更严峻的是，如果政府执行“国办民办同价”，那么，杨宪章的处境将更糟。一旦民办园的价格上不去，老师的工资就上不去，人员稳定性必然下降。

“民办幼儿园是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我最高兴的，是有家长在孩子毕业之后还来感谢我，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价值。”杨宪章说完，指了指幼儿园旁边一个80年代的老楼房。他和女儿就租住在这里，默默守着他的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