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忙于做小生意，几个孩子在农贸市场空地玩耍，一块破木板成为他们争抢的玩具。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图为今年年初，四环游戏小组的志愿者带孩子做游戏。现在市场管理处已经关闭了这个活动场所。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数据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

　　“园方上来就问你是外地的还是北京的？外地的马上就说满了，谁让咱娃不是北京人。”

　　张燕主张在目前各方面长远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必须着手解决现实问题，建立以社区为主的非正规学前教育。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举家迁徙”趋向，家庭化流动意味着年龄小的孩子大多跟在父母身边，特别是像经营小摊商等职业较便于照顾孩子，导致了近年来城市流动学龄前儿童不断增加的趋势。

　　进入北京的农民工除了集中于加工制造工厂、建筑工地外，较为密集的务工场所还有一些综合市场。近日记者走进几个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场所，进行了北京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调查采访。

　　“我是北京人”

　　在桃红柳绿的什刹海西边不远处，掩映在一大片胡同其中的是一个拥有700多商户的北京四环农贸市场，全部商户均为外来人口。他们平均年龄30岁出头，呈家庭式迁徙，孩子都在3~6岁之间。

　　这里的商贩活跃着北京市场经济，丰富着周边市民的菜篮子，他们普遍来京时间比较长，基本都租住在周边的胡同里。

　　平伟光来自内蒙古包头，在这个市场卖鞋，租了相邻两个摊位，每个摊位月租金700元。他和自己的妻子轮流上货看摊。每天工作12个小时。“平时根本没有时间照看孩子，即使想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也没法接送。”

　　32岁的黄传芝是河南人，到北京打工已经10年，做服装生意。她最大的梦想是让自己的女儿朱羽含考上大学，成为城里人。朱羽含很有语言天赋，学外语学方言都特别快。家长想让她当翻译。

　　“等到了入学年龄，我要她去上公办小学，北京的小学教育会比较全面，然后初中让她回老家上，北京不让参加高考，孩子回老家考，一定得供出来。”黄传芝算起教育账来毫不含糊。生活的磨砺已经让他们适应了户籍带来的种种不便，无力改变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去适应。可是在孩子们的心里却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

　　六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张燕和她的学生在这个农贸市场组建了四环游戏小组，进行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探索，面向的教育对象是这个市场的流动儿童。教室设在市场的一个仓库里，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主题教育、户外游戏、做操和阅读等。除了进行幼儿教育，老师们还特别注重与孩子家长的沟通，定期召开家长会，并分发一些教育理念的宣传单，培养家长的教育意识。在一张宣传单上，记者看到里面既有关于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的政策新闻，也有一些教育理念的小知识和小游戏。

　　四环小组的志愿者吕萍在做游戏的时候问这些孩子是哪里人？剪着一头短发，个子高高的杨倩骄傲地大声说：“我是北京人。”其他孩子听她这样说，纷纷解释： “不是，老师说的是老家。”“问你从哪里来的，不是你住的地方。”

　　对于这些孩子，“从哪里来”和“住在哪里”是分得十分清楚的，杨倩依然坚持说：“我就是北京人，我妈妈说我就是这里出生的。”其他孩子开始急了，“我也是北京人，我也是北京人。”

　　杨倩的妈妈说无论谁问，她都回答自己是北京人。家长的一系列生活细节让“北京人“三个字在这些孩子心中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以化解很多烦恼。

　　在北京做小生意的徐州人朱希彪也为户籍烦恼，在他做生意的时候，他6岁的孩子就在一张椅子上写作业，很多人认为他的孩子智力超常，因为这个孩子很小就会玩魔方，而且算数特别快。让朱希彪闹心的是，这样好的孩子上不了幼儿园。“园方上来就问你是外地的还是北京的？外地的马上就说满了，谁让咱娃不是北京人。”

　　“山寨园”占据幼教半壁江山

　　夫妻双方经营一到几个摊位，一个人凌晨4点去上货，一个人看摊，两人轮流休息，就是一些外来个体商户的日常典型生活图景——他们无暇照管孩子。

　　外来务工人员中的一些人看到了这种需求，开始开办一些“幼儿园”，这些幼儿园普遍设施简单，没经过正规注册。在记者走访的农民工心中，送孩子去这类幼儿园是无奈的选择。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首次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非正规托幼机构的数据，并将非正规托幼机构冠以时下流行的“山寨”一词。数据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

　　这表明“山寨幼儿园”已然占据了幼儿教育供给的半壁江山，成为幼教事业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山寨幼儿园是指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由民间兴办、以低端人群特别是农民工学龄前子女为主要收托对象的多种类型的托幼机构。山寨园规模普遍较小；从地域分布和生源对象来看，山寨幼儿园多分布在大城市的城乡交界处，主要招收聚居在这里的外来农民工学前子女，也被称为“打工子弟幼儿园”、“农民工幼儿园”，属现有教育体制之外的办园类型。

　　在张燕看来，这是市场需求诞生出的新生力量，应该加以规范和扶持，而不是打压。“我们旧有的观念里，公立的就是好的，私立的就是趋利的、不好的。这是错误的观念。”

　　这位有着30多年学前教育研究经历的老教授愤愤地认为：“公立幼儿园现在都已经权贵化，城里人有钱都上不去，何况这些弱势群体？”

　　幼教发展必须突破体制障碍

　　“她爸爸每天晚上收完摊还给我一个可以和孩子一起进步的任务，那便是必须每天晚上给潇雨讲故事，看着孩子的进步，我也渐渐的学着她爸那乐此不疲的精神劲，永远分享孩子在听故事细节时的开心与失落，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永不褪变的精神……”

　　这是流动儿童郭潇雨的妈妈写的亲子日记，记者通过阅读这些出自家长之手的日记，发现实际上外来务工人员对孩子有着比较高的成才预期。在多数家长眼里，为了孩子的成才，“砸锅卖铁也值得”。对于这些在北京已经打拼了10年左右的外来人口来说，不仅经济压力是阻碍他们孩子进行学前教育的障碍，他们需要突破的还有别的障碍。

　　在一些农贸市场里，一位卖高档水果的商贩年收入可以达到十几万，“一个月1000元学费，虽然是笔负担，但我愿意掏，只要能上好幼儿园。”一位商贩对记者这样说。但是很多时候他承认，很多问题不是能够通过他的那些钱解决的。

　　和城里孩子不同的是，这些孩子天性更朴实，更加活泼。张燕认为这是孩子成才的必要素质，得看怎么加以教育。她主张在目前各方面长远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必须着手解决现实问题，建立以社区为主的非正规学前教育。虽然她的四环游戏小组已经成立6年，却迟迟没有注册。

　　“和我们类似的受家长欢迎的组织是社会的减压阀，但面临着注册难和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发展困境，迫切需要政策环境的开放宽松。政府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承认其价值，通过委托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此类教育组织。幼儿教育发展务必突破体制障碍和划一格局，让这些孩子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乐园！”在朴素的书柜前，张燕目光炯炯地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