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引留学生赴东、西洋接受专门的幼教专业训练
中国人首先出国去接受学前教育的专业训练是去日本。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后,便开办了女子学校。中国女子赴日最早是在1901年,到1902年已有留日女生10名。他们最初在日本实践女子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就读。该校师范科课程有:教育、心理、理科、历史、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刺绣、编物、图画等。
留日女子开始还跟着父兄或夫婿一起赴日,后来便单独出国,人数也逐渐增加。湖南、奉天 ( 今辽宁省)、江西等省都派出官费女生赴日留学。到1907年,仅日本东京便有中国女留学生近百名。她们回国后不少从业于幼儿教育一线,同时也着力培养幼儿教育师资。
除日本之外,作为先到中国开展教育活动的欧美国家也积极争取中国留学生。1908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费用。以后其他西方国家,也跟随美国吸引中国留学生。去西方的中国的留学生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学前教育,也从学日逐渐转向学美。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如陶行知、陈鹤琴等在中国学前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自然,学成忠实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也大有人在,这也正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者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本意。
二、兴办幼稚师范学校或女学
1892 年 , 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幼稚园教师训练班,收学生20名, 每周六下午上课。这是为教会幼稚园培训师资服务的。不久,她在上海创办了中西女塾。1898 年,英国长老会在厦门创办幼稚园师资班,1912 年发展成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是教会在我国最早设立的一所独立幼儿师范,招收对象为高小毕业生,学制为两年。该校毕业生分布于漳泉、汕头、台湾、香港一带,甚至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及美国也有他们的足迹。
1904 年,中国颁行癸卯学制后,帝国主义加速在中国开幼稚师范学校。如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师范科、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学幼师科等。一些教会大学也开始培养幼教师资。如基督教教会于 1905 年在北京开办了华北教育会协和女书院,内设两年制的幼师科,至1911年并入燕京大学,成为教育学系的幼稚师范专修科。其他大学、女子大学也都分别设立过幼稚教育系科或专业组, 培养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人才。1913 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提出,教会要设立幼稚园,同时也要设立养成幼稚人才的学校,要招收教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用。
教会办的幼稚师范学校 , 重视宗教教育与英文教学。其课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外语、宗教等课, 是适应外国在华办教育需要的,其中英语占学分最多。还有社会问题、宗教学、圣道教法等课,都是直接为资本主义国家传布基督精神、培养顺民服务的。第二类课是文化课,如国文、体育、生理及卫生、生物学、音乐等。第三类课是专业课,如心理学、学校管理法、实习、幼稚教法、启智用具教法等。“五四”后中国的教育逐渐倾向美国,促使西方教会办的幼稚师范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幼稚教育的师资几乎都出其门下,引起了中国幼教界的警觉,提出了“停办各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的口号。
三、任教于中国的学前教育机构
癸卯学制颁布后,蒙养院制度勉强确立起来的,但是缺乏设备、教材 , 特别是师资。在教育倾向学日的总趋势下,蒙养院的合格师资也求助于日本。不少日本教习,管理和任教于中国蒙养院。如湖北武昌蒙养院,聘请了户野美智惠等三名日本保姆 , 户野美智惠是最早来华的日本幼教工作者,被聘为院长,亲拟《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私立的天津严氏蒙养院是保姆传习所学员们的实习场所。1908 年以前,日本大野铃子被聘此院 , 负责在保姆传习所讲课 ,并辅导学员实习。其他,如京师第一蒙养院、福州幼稚园、湖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堂幼稚园等都曾聘请日本教员任教。此外, 一些女学、女子师范学堂,也都请日本人当教员。由日本教习任教主要文化课和专业课。请外国教员 ( 包括日本的和西方的 ) 在中国学前教育机构任教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方面解决了中国幼儿教育师资匮乏的问题 , 另一方面引入了西方近代学前教育理论、课程、教材、教法,但同时帝国主义借助学前教育渗透奴化思想也是历史事实。(德育报·学前教育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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