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凯根的理论及其实验研究       80年代以后，儿童气质研究在方法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代表人是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关于儿童对不熟悉情境的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的实验室追踪研究，无论在研究技术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凯根注意到，巴甫洛夫在描述狗的气质特征时，使用了兴奋性和抑制性这一对术语。这一特征在人身上是如何表现的呢?他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发现当人面对一个不熟悉的或出乎意料的人、物体、感觉或情境时，其行为反应、尤其是巴甫洛夫所说的抑制行为能有效地反映人的气质特征。凯根以此作为突破口，采用“行为抑制”(behavior inhibition)这一术语，作为描述个体气质的两极性指标，展开了他对儿童气质的研究。他发现，儿童对不熟悉信息产生警觉时，会自动去试图理解。如果第一步短暂的理解失败后，有些儿童就会把注意转向其他事件，其情感状态也未发生严重改变。还有一些儿童坚持进行同化，理解不成功就会导致一种不确定状态。一些幼儿在不能做出反应的不熟悉情境中常常表现出这种状态，它是导致抑制行为的心理机制。       凯根(1984)是这样描述抑制和非抑制型儿童的：在面对一个不熟悉的人、物或情境的最初几分钟内，意识要对闯入的信息进行理解，这时个体处在“对不熟悉事物的不确定”心理状态。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对不确定状态作出反应。有的儿童非常安静，中断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退回到熟悉人身边，或离开不熟悉事件发生的地点。与这类儿童具有相似智力和社会背景的另一些儿童的反应则大不相同。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没有明显改变，甚至可能会主动接近不熟悉事件。前者被称为行为抑制儿童，后者则被称为非抑制儿童。就是说，在面临陌生情境的最初一小段时间内(大约10～15分钟)，儿童所表现出的敏感、退缩、胆怯的行为，即凯根所说的抑制行为，在类似情况下稳定地表现出这种特征的儿童即行为抑制型儿童;反之，在这段时间内儿童所表现出的不怕生、善于交往、主动接近陌生情境的行为，即非抑制行为，而稳定地表现出这种行为的儿童即行为非抑制型儿童。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常把抑制性儿童称为小心谨慎的、胆小的孩子，把非抑制性儿童称作胆大的孩子。如果不熟悉事件是一种新事物或环境的改变，抑制性儿童就被称为敏感的孩子，非抑制性儿童则被称为适应的孩子。如果不熟悉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抑制性儿童被称为是害羞的孩子，非抑制性儿童则被称为是好交往的孩子。       凯根的经典研究是对117名智力水平相当的中产阶级白人儿童进行的一项追踪研究。从14个月开始，分别于14，20，32，48，66，89个月时进行实验室观察和母亲访谈。实验室观察主要采用陌生情境法，让母亲和儿童一起来到实验室，观察儿童在面对陌生环境、陌生人(成年女性，同年龄同性别的同伴)、陌生物体(如机器人、面具、玩具隧道)时的行为反应。在14和20个月的测查时主要根据三项指标:(1)离开母亲的潜伏期(从实验开始时呆在妈妈身边到离开妈妈的时间);(2)第一次接触陌生物体的潜伏期;(3)儿童在母亲一臂距离之内的时间。对每个情境的行为表现进行编码，确定其抑制性或非抑制性的类型，在以后的测查中，除了对抑制性的再次测查外，还加入了可能与抑制性有关的一些测验，如考察两类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       凯根对每次实验程序都进行录像，并有现场观察编码记录。他们还采用问卷法和Q分类技术向父母调查儿童日常生活中与抑制有关的行为。       研究发现，在14个月时，样本中抑制和非抑制的儿童各占20%—30%，但追踪研究的结果表明，14个月时的抑制性指标与4岁时的抑制性指标之间呈相关低且不显著。14个月时处于分布曲线的20%—40%位置上的儿童与处于60%—80%位置上的儿童，在4岁时的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但如果选择14个月时处在极端抑制和极端非抑制的儿童(大约占总样本的15—20%)，则发现他们各自的行为特征一直稳定地保持到7.5岁。尽管总体样本缺乏稳定性，但是1—2岁时属于极端类型的儿童到7.5岁时的差异仍然非常显著。       凯根的研究是继Alexander Thomas和Stella Chess之后气质研究的重大突破。从研究技术的角度，他采用了在实验室条件下有控制的观察和测量法以及追踪设计。与问卷法相比，这种方法效度更高。从理论角度，他重新回到生理层面，通过生理指标测查，揭示行为抑制—非抑制的生物学基础。虽然在描述被试气质特征时凯根使用了巴甫洛夫描述狗的术语—抑制，但凯根的研究是针对人类本身的，其研究技术也有本质的进步。   2　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的生理学研究   　　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是遗传的作用大，还是环境的作用大?对此，心理学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凯根曾这样比喻遗传和环境对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的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理都好象一块由黑线和白线织成的浅灰色布，黑线象征生物因素，白线象征经验，它们紧密交织，难以分辨。”       为了查明行为抑制—非抑制的生理学原因，凯根在每次研究中都测查了儿童的生理指标，如心率变化、瞳孔放大、唾液皮质醇的分泌。他发现，遗传对儿童的抑制—非抑制性有影响，同样面对陌生情境表现害羞的孩子，其生理表现不同，一些孩子的大脑边缘叶唤醒阈限低，而另一些孩子没有发现这种生理表现，这两类孩子的行为抑制性有本质区别。前一类孩子的行为抑制性是稳定性，难以改变的，后一类孩子的害羞是习惯的，暂时的。       尽管凯根认识到遗传和环境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影响儿童的行为抑制性，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生物因素的作用。当儿童面对不熟悉的事件时，如果不能进行同化，理解失败后就会产生心理不确定性。当前已掌握的生理学数据证明这种状态和迷走神经的传出神经—交感神经的抑制有关，并引起心率的加速和稳定化。凯根发现，心率变化可以中等程度保持。心率稳定的抑制儿童和心率不稳定的抑制儿童相比，更有可能保持抑制性。因为心率低且变化大的儿童主要通过社会化获得了这种表面行为，而心率高且稳定的儿童则是先天就具备了倾向于抑制性的气质特征。这种气质特征可能包括对不熟悉事件产生不确定性的阈限较低，在不熟悉事件发生后，调节心率提高和稳定化的中枢神经系统结构的阈限较低。此外，还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或所有行为抑制的儿童生来就具有偏向于这种反应类型的先天倾向，而那些心率较高且变化较少的儿童则是这种特征的极端表现。       凯根从中枢神经系统环路(包括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和网状激活系统)和负责情绪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交感、副交感神经干)的高唤醒水平来探讨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的生理基础，另一些人则从大脑左右半球的调节功能开展他们的研究。       Calkins，Fox和Marshall进行的一项追踪研究表明，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与儿童的脑电有关。他们先根据测查指标，把4个月的婴儿划分为高运动水平、情感消极和高运动水平、情感积极两类。在9个月的时候测查其脑电反应，在14个月的时候测查其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结果发现，高运动水平、情感消极的儿童表现为右额叶脑电活跃，频率高，并发展为抑制性儿童;高运动水平、情感积极的婴儿表现为左额叶脑电活跃，发展为非抑制性儿童。对解释行为抑制—非抑制特征的生理机制来说，这些发现是有重要意义的，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对气质的生物学性质和生物基础的研究总有一天会取得重大突破。   3　行为抑制—非抑制的社会—环境因素       3.1　家庭的作用   　　凯根在对儿童行为抑制性进行追踪研究时发现，非抑制行为的保持好于抑制行为的保持，从21个月到31个月期间，抑制性向非抑制性转变的儿童多于相反方向的转变。这个事实说明，即使存在着生物先决条件，也仍然需要有特定的环境使之现实化，儿童行为具有受环境影响而改变的可能性。       在父母对孩子气质的影响方面，P. M. Symonds的研究发现，双亲是支配型的儿童与双亲是服从型的儿童相比，前者比较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日本心理学者广泛研究了双亲教养态度与儿童个性的关系，发现如果母亲照管过多，孩子就会表现得幼稚，依赖，被动，胆怯。美国心理学家A. L. Baldwin等人进行的母亲教育态度和儿童个性关系的研究和日本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如果母亲支配性强，儿童就容易倾向于形成消极、被动、依赖、顺从的个性。       K. H. Rubin认为，社会情感适应是儿童的先天特征(特别是气质倾向性)、家庭内外的社会化经验(特别是与父母交往的经验)和影响父母(特别是他们的儿童养育观念和价值，生活压力和心理社会资源)的某些情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在新情境中表现出害怕和抑制、其父母对他们又缺乏敏感性的儿童，在同伴交往中也可能表现出社会退缩。       3.2　母亲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儿童对新异事件的抑制或探索反应一般都发生在与抚养者(通常是母亲)相互作用的背景中。当儿童处于一个新环境，或面对一个不熟悉的成人时，母亲常会利用各种社会化策略去影响儿童的行为。大多数母亲报告，儿童探索新环境时，对陌生人积极反应的愿望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化目标。如果她们觉察到儿童害羞或退缩，她们可能会担忧，并寻找能有效消除这种行为的方法。       有证据表明，母亲的心理病理症状与儿童抑制有关。例如，母亲患有恐惧失调和旷野恐惧症的儿童，抑制性比例明显高于控制组。焦虑和抑郁的母亲，其子女的抑制性比例也明显高于母亲正常组儿童。       Rubin比较了正常儿童母亲和社会退缩儿童母亲的认知特点，发现，正常儿童的母亲认为在孩子的社会技能获得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孩子的社会经验，其次是观察学习。说明在她们的观念中，社会能力大多是通过自我调整学习得来的，她们很少使用支配式的教育。如果孩子表现出社会退缩，她们常把这些行为归因为暂时的内部状态，如态度和疲劳，因此，她们在矫正儿童社会退缩行为时可能表现得更积极、更关心且更有信心。而退缩型儿童的母亲多用支配性方法教给儿童社会技能，把儿童的行为归因为儿童的天性，对孩子的退缩行为，常表现出生气、失望、难堪、内疚等情感反应，她们对缺乏社会技能的容忍力较低，对问题行为的情感反应缺乏自控能力。       3.3　父亲的作用 　　传统观念认为，母亲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在家庭中母亲比父亲更重要，父亲在育婴方面无足轻重。事实上，父子关系是婴儿生命中第二重要的关系，特别是在五岁以前。父子关系同母子关系一样，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父子间在婴儿期建立的良好关系，其作用超过了人们的估计。       孩子的种种与性别角色相符合的行为是与父亲的教养分不开的。男孩从父亲那里模仿、学习而来“男子汉气概”，女孩则从父亲那里学习与异性接触、交往的经验。不少研究都证实，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只局限在孩子的性别角色形成方面，父亲对孩子的重要影响是孩子的成就感。一项比较社会上有成就和无成就的人的研究表明:人的成就与父子关系有密切关系。有成就者一般与父亲的关系亲密;成就较低者与父亲的关系较疏远。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成绩、社会能力也与父子关系有关:父子关系比较冷淡，孩子在数学和阅读理解方面的成绩较低，在人际关系中有不安全感，自尊心较低，常表现为焦虑不安，不容易和他人友好相处。       如果儿童在婴儿期就与父亲建立了一种积极而密切的关系，对儿童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婴儿的许多技能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情绪变化较激烈，长大后较冲动，有较多的过失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缺乏自我控制，有较偏激的人格。父亲在儿童教育中的角色无人可以取代，父亲和母亲对儿童的教育对于孩子的发展同样重要。       进化论和神经生理学、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使人们认识到，婴儿天生的行为特征和社会环境经过较长时间的相互作用以后，就会形成某种由特定的态度和行为倾向组合而成的形成物。这种形成物既非生物因素所决定，也非社会交往所塑造。而是遗传和经验交互作用的产物。行为抑制性也是这种交互作用的产物。抑制儿童引发的父母反应方式与非抑制儿童引发的有所不同。父母对极端抑制和非抑制儿童的忍受力不同，父母对儿童气质及气质特征的程度的知觉和父母的自我理想是否一致，这些都会影响父母与儿童的交互作用。不同种族儿童行为抑制间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化对气质的影响。美国父母认为开朗、好交往行为比害羞、胆怯行为更合乎社会需要，而华裔母亲则认为儿童要顺从，听话。这也许是白人儿童行为非抑制的比例高于华裔儿童的原因之一。   4　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的文化差异   　　多年来，气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研究对象多是白人。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无论是亚洲的心理学家，还是西方的心理学家，对东方人心理的研究兴趣都日益增长。这些心理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跨文化研究，发现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心理、行为和文化差异。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的跨文化研究也是当今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凯根等人对53名美籍华人儿童和63名白种儿童从4个月追踪到24个月，进行了比较。最显著的结果是华裔儿童在婴儿期和向儿童期过渡期间的抑制性都比白人儿童强烈。在大多数实验中，华裔儿童的言语和笑都少于白人儿童。在和母亲分离后，华裔儿童哭得更厉害。当儿童被带到一间有母亲、一个熟悉的成人和一个陌生人在场的不熟悉房间时，华裔儿童接近母亲的时间比白人儿童长。这些种族差异在7—20个月时表现最明显。在儿童两岁时，让每个母亲对16种不同的人格特征从最不显著到最显著进行排序。华裔母亲认为害怕和胆小是孩子的更明显特征。例如，华裔母亲把“靠近母亲”评价为儿童的突出特征，而白人母亲则认为健谈、幽默感和主动的情感表达是孩子的更明显特征。对这两种不同种族儿童的抑制性做更深一步的生物学研究发现，当加工不熟悉的视觉和听觉信息时，华裔儿童的心率比白人儿童更稳定，而且心率变化的差异在26个月的研究期间是保持得最好的维度。   5　气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凯根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是探讨了气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凯根之前的气质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量表法，请父母填写和儿童气质有关的问题，然后对儿童的气质作出评价。尽管也有研究表明父母报告中也发现了抑制性的稳定性，但是这些数据可能受父母特征如外向、心理疾病、社会阶层和种族的影响;因此，在实验室中对儿童行为的观察比问卷法更客观。凯根请父母分别填写TTS(婴儿气质量表)的97道题目;还对母亲进行了访谈，根据托马斯和切斯的指导语请母亲回忆在3岁前儿童如何对不熟悉事件做出反应，同时描述儿童最近的行为(如去见医生)，最后还要问母亲儿童在实验室中的反应是否代表了儿童在新情境中的反应。96%的母亲做出肯定回答。据此得到了父母报告的三个变量:父母报告的TTS中接近/退缩维度分数和母亲访谈的变量。父母报告与实验室观察之间的相关为0.49～0.67。母亲对两套描述儿童行为的Q分类卡片的评定与儿童行为也显著相关(r在0.42～0.52之间)。凯根认为父母对儿童的报告具有中度的有效性。但是，R. Seifer 和A. J. Sameroff 等人的研究发现，实验室观察法与问卷法之间只有低至中度相关(r=0.14～0.36)。       问卷法可能会因为父母缺少比较的样本，或出于对自己孩子的喜爱，对孩子的行为知觉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实验室观察法则克服了这些弱点，可以对儿童的行为抑制性—非抑制性作出更客观的评价。